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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68彩票app2022-05-26 17:48

杭州湖州开出“阳康”门诊******

　　本报讯（记者张梦月周逸徐坊通讯员章舒莎张弛戈杰） “咳咳咳。”新冠病毒感染恢复后，你是不是有咳嗽、浑身酸痛、乏力等症状？去医院急诊，人满为患；去呼吸内科门诊挂号，又一号难求。

　　“阳康”后的不适该怎么办？日前，杭州、湖州的不少医院开出了专门面向“阳康”的门诊，针对患者在康复中出现的各种不适症状提供专业指导和诊疗。这些新开设的门诊运转情况怎么样？记者来到现场探访。

　　“咳痰有没有好一点？”“胸闷气急有吗？”“走走楼梯会气喘吗？”上午10时，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门诊2楼，4间呼吸综合门诊诊室人头攒动。虽然才开诊两小时，看诊叫号已到了60余号，等候人群中不时传来咳嗽声。

　　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何正飞介绍，最近院内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数量增幅明显，“我们观察下来，很多病人是感染后出现了咳嗽、咳痰、心慌、气促、乏力，是‘阳康’后特有的一些症状，为了让患者就诊更加便捷，有序调节好医疗资源，医院开设呼吸综合门诊。”

　　门诊1月3日开诊后，在限号情况下，一天接待200余个病人，来就诊的病患大多是“阳康”。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前来就诊的市民傅先生。去年12月下旬感染新冠病毒后，他一直被咳嗽困扰。“上次来呼吸内科排队等了3个多小时，这次听说开了新门诊，赶紧来复诊。”傅先生说，呼吸综合门诊很适合他这样的“阳康”患者，现场挂号只等了半个小时不到，医生问诊也比较详细。

　　“阳康”之后，咳嗽或许是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记者从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获悉，不久前，医院整合院内资源，由呼吸科、胸外科、职业病科共同组成大呼吸专病门诊就诊区，同时开出了“咳嗽专病门诊”，一周7天全开放。

　　“咳嗽专病门诊每天限号100人，基本上都会看满。”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胸外科主任叶波说，来就诊的基本都是“阳康”，存在痰黏、夜晚咳急、痰中带血丝、咳嗽长时间不好转等症状。目前，咳嗽专病门诊有8位医生轮值。

　　记者注意到，除了上述两家医院外，在杭多家医院针对营养、中医调理、呼吸等市民较为集中的就医需求开设了“阳康”门诊。

　　而在湖州，湖州市中心医院也于近日推出“阳康”门诊，以中医诊疗为主，康复、心理咨询、营养等科室医生共同坐诊，主要服务感染新冠病毒后处于恢复期的患者。

　　“我先到了1楼的呼吸综合门诊，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了。正好在微信朋友圈看到‘阳康’门诊开诊了，就来挂了个号。”26岁的小徐虽然已经“阳康”快10天了，但还是感觉乏力，还时不时咳嗽。接诊的医生仔细询问了病情、把了脉，最后为小徐对症开了几方中药。“本来不知道去挂哪个科，没想到有了这个‘阳康’门诊，治疗很对症，就诊也方便，挺好挺好。”小徐说。

　　“一早就已经接诊了20多位‘阳康’患者，超过八成患者表示，‘阳过’后经常会咳嗽，还会出现胸闷、乏力、心烦、失眠等症状。”当天坐诊“阳康”门诊的湖州市中心医院中医科医生韩晋涛告诉记者，中医诊疗在病后防复、防变的功效比较明显。

　　“‘阳康’门诊分流了呼吸综合门诊的轻症患者，减轻呼吸综合门诊的压力。”湖州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我们通过互联网+医保平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启，在医院内部构建了急诊（发热门诊）—呼吸综合门诊—‘阳康’门诊—互联网门诊四级分层联动的诊疗模式，让患者得到更为精准的诊疗服务。”

　　另外，记者从湖州市中医院了解到，为帮助市民尽快康复，该院治未病中心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特色优势，推出治未病新冠康复门诊。针对“阳康”后咳嗽、乏力、盗汗、失眠、味觉嗅觉消失等症状，通过辨证施药，帮助市民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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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 | 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题：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

　　中新社记者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存世千余年，绘制了共用三耳、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兔子造型。这一图案，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叙利亚的多色陶瓷、欧洲教堂彩绘玻璃，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

　　“三兔共耳”的创作源起是什么，有何寓意？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视频：【东西问】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目前，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案有多少个？它们的造型、纹样有何不同？

　　赵燕林：“三兔共耳”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各地，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壁画中“三兔共耳”发端于隋初，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最终消亡于五代。

　　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其中，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共出现22处，隋代洞窟占比最多，共9幅。

　　总体来看，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的杰出代表，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一幅。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敦煌研究院供图

　　“三兔共耳”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两两共用一耳，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相互追逐，首尾相接，动感十足，造型优美。早期图案中的兔子，以白色居多，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灰褐等色。

　　中新社记者：该图案为何是三只兔子？有何寓意？

　　赵燕林：“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寓意。《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繁衍生息的涵义。“三”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三兔像是“前世”“今生”与“来世”，有“循环”“轮回”之意。

　　同时，古人眼中，“兔”的内涵也很丰富。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性》中说：“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云：“俗曰：兔无雄，望月而生也。”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只有月亮中的兔子为雄性，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西晋傅玄《拟天问》曰：“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又说：“月为阴水，白兔之形”。古人认为月是“阴水”，还是白兔的化身，故《隋书·天文志》说：“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所以，藻井图案中兔子的形象，也有“月神”与“阴水”的意涵，是“以水克火”的延展。

　　另外，汉魏以来，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有着向朝廷进献“祥瑞”的传统。白色的鹿、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是吉祥、祥瑞的象征。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隋初人口相对退减，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的位置，将“三兔共耳”图案绘制在最中央的藻井中，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望。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墙纹，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有何源起，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

　　赵燕林：研究发现，“三兔共耳”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最为突出的是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以及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

　　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共生”，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有大量的共生图案，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祈福相关。

　　“三兔共耳”的“共生”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中国古人重视天文，有星象崇拜，“三兔共耳”有自秦汉以来“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的影子，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的叠涩构架而成，体现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莫高窟第305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及其“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结构示意图。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

　　赵燕林：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存世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正是出现在敦煌。

　　学界多认为，这一图案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其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渊薮。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印度、中亚各地传播，后从中亚、西亚向非洲的埃及、欧洲各国传播。也有学者提出，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

　　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缘何被带至西方？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的传说。

　　随着时间演变，“三兔共耳”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汗的金属盘、伊朗的托盘、科威特的瓷砖画、德国教堂的钟表、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成为当地宗教、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图饰，沿用至今。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三兔共耳”浮雕(9—11世纪)。采自《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受访者供图

　　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等研究文集，他们认为“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是相通的。(完)

　　专家简介：

　　赵燕林，甘肃省甘谷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在《敦煌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3部。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日本《比较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三兔共耳”相关研究论文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