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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机场春节客流快速回升：首都机场增超两倍******

　　兔飞猛进｜多地机场春节客流回升：上海两机场增超七成，首都机场增超两倍

　　在多重政策利好释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假期，多地机场客流快速回升。

　　1月28日，全国多个主要机场发布春节假期数据，据澎湃新闻记者梳理，今年春节假期上海两机场客流量同比增超七成，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六成水平。首都机场运送旅客量同比增超2倍。白云机场均进出港旅客同比增超八成，已恢复到2019年春运的同期水平。海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三大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近三成，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九成水平。

　　具体来看，据上海机场集团1月28日消息，1月21日至27日春节假期期间，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共保障进出港航班10681架次(其中，浦东机场6404架次，虹桥机场4277架次)，同比增长17.3%，恢复至2019年同期七成水平；客流量135.1万人次(其中，浦东机场74.8万人次，虹桥机场60.3万人次)，同比增长74.5%，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六成水平。

　　1月20日晚，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试点恢复出境跟团游。此前，中国已于1月8日起取消入境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

　　国际航班方面，上海机场称，随着中国战“疫”进入新阶段，上海国际客运航班也逐步恢复，目前浦东机场国际客运航班日均约80班，同比增长1倍左右，通达全球30个国家42个国际航点。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国际航线以泰国最为热门。

　　据新民晚报报道，截至1月27日，春运期间上海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万人次，日均1.4万。其中1月27日出入境人员近1.9万，迎来客流峰值，约为政策调整前的4倍。春节假日七天，上海机场移民管理警察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0%，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87架次，同比增长160%。

　　北京机场方面，1月28日澎湃新闻记者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方面获悉，1月21日至27日春节假期首都机场共起降航班5169架次，运送旅客71万人次，较去年春节同期分别增长约64.78%、208.7%。

　　据央视新闻报道，1月28日(正月初七)，春节假期后首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计划执行航班761架次，预计旅客吞吐量11.5万人次。1月21日(除夕)至1月27日(正月初六)，春节七天假期，大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65.6万人次，执行航班4683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9.38万人次，日均执行航班669架次。

　　据1月28日“白云机场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春节假期接送旅客超百万，达到102.2214万人次。其中，国内客流快速回升，日均进出港旅客14.12万人次，较2022年同比增长83.07%，已恢复到2019年春运的同期水平。1月27日白云机场迎来返穗客流最高峰，全日接送旅客17.9624万人次，再度刷新今年春运单日接送旅客纪录，显示出强劲复苏势头。预计这一回程高峰将持续至1月31日。

　　在1月28日召开的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澎湃新闻记者获悉，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治洲在大会上表示，将锚定建设世界一流机场目标，进一步优化国际航线布局，提升枢纽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抢抓市场复苏机遇，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确保生产恢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白云机场力争恢复至疫情前的80%以上，其余机场力争恢复至疫情前的90%以上。

　　除了北上广外，热门旅游目的地带动机场客流爆发式增长。

　　1月28日，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春节假期海南岛内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三机场进出岛航班6683架次，旅客吞吐量109.2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018吨，同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7.2%、27.0%、0.4%，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98.4%、90.9%、96.1%。

　　其中，黄金周单日旅客量高峰在1月27日，岛内三场进出港旅客吞吐量超18万人次，其中，美兰机场突破9万人次、凤凰机场8.5万人次，均创疫情以来单日旅客吞吐量新高。

　　整体来看，春节假期全民航运输旅客量同比增近八成。1月28日，据中国民航局网站消息，2023年1月21日至27日(农历除夕至正月初六)，春节假期七天民航运输旅客900万人次，比2022年春节同期增长79.8%。春节假期七天，进出港旅客量较高的机场有广州、深圳、重庆、北京、昆明、西安、上海、杭州、成都等主要客源地和目的地城市。

　　澎湃新闻记者邵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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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